在这紧要关头，吴尚贤被派往西河口。他决定采用捆柴、抛石的方法，向河内延伸引水堤，提高水位；同时，开挖秦渠第三口，挑挖夏家四河，增大干渠进水量。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苦苦莱是惟一的蔬菜。河口一船工在河滩上挖野菜时，头上的瓜皮小帽竟被飞鹰抓走了，脸也被鹰抓破了。吴尚贤父亲托人送来的两只烧鸡，被工地上的水手和船工连同骨头嚼食殆尽。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吴尚贤在河边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提议干支斗渠一律实行轮灌的方法，使争水纠纷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５年，吴尚贤主持修建了第二农场渠。这条渠在唐徕渠贺兰县满达桥处建闸分水，尾水入第三排水沟，全长８３公里，可浇灌宜垦地约５０万亩。新渠建成后，为新建的前进、南梁、简泉、潮湖、西湖等国营农牧场和劳改农场提供了水利灌溉条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水利建设重点转向南部山区。吴尚贤参与领导了清水河、葫芦河、泾河三大水系的水利工程规划与施工。此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缺少地质资料，缺少水文资料，甚至连可用的地图都没有。吴尚贤与负责山区水库建设的自治区水电局副局长薛池云一起，住窑洞、吃黄米、喝苦水，一边勘测设计，一边施工。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批开工的１３座水库，不仅解决了部分地区的缺水问题，还为山区水库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水利人才。

    引黄河水开发贺兰山东麓大片荒地，这是宁夏人祖祖辈辈的愿望。然而在战乱频发的旧社会，实现这一愿望是根本不可能的。１９５９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围堰合龙后，抬高了黄河水位，为高部位自流引灌渠道的开挖创造了条件，西干渠便应运而生。西干渠的修建仍然由吴尚贤主持。由于西干渠流经多处山洪沟，防洪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不好将直接威胁渠道安全。吴尚贤提出采用导、蓄、泄的方法，利用滞洪区来削减洪峰，变猛洪为细流。西干渠施工中，建简易滞洪区１０多处。一个冬春的时间，全长１１２．６公里、可灌地３０多万亩的西干渠建成通水，实施春灌。西干渠，它开创了宁夏冬季施工的先例，成为宁夏水利工作者的骄傲。

忍辱负重  矢志不移

    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中，吴尚贤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去工程处副处长职务，成为“内控人员”。就在这一年的７月２９日，黄河突发洪水，青铜峡洪峰流量高达每秒５９３０立方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段首次大洪水。唐徕渠东堤决口，河西各大渠口水位不停地上涨，汉延渠、惠农渠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万分危急。防汛指挥部下令，炸开惠农渠张家滩东堤，将渠水引入黄河。可是，担任现场临时负责人的吴尚贤抱着“不翻船不跳河”的想法，拖延炸堤时间。他蹲在大堤上，紧紧盯着水位线。最终，洪水没有升上最高警戒线，吴尚贤也始终没有执行炸坝的命令。青铜峡以下渠口的人民生命财产保住了，一场大灾难被避免了。洪水过后，“历史反革命”吴尚贤因抗洪有功，受到了表扬。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吴尚贤说：“１９６４年黄河发大水，我昼夜奔忙，为保护惠农渠多少昼夜不眠！担大风险，拒不执行上级的破堤指示，事后虽受到表扬，但当时的担惊受怕，只有自己知道。”

   “文革”一开始，吴尚贤就被列为“牛鬼蛇神”，全家被迁赶回青铜峡大坝老家，接受劳动监督改造。在乡下劳动一年多后，由于他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好，机关各造反派大联合，又把他收回单位搞生产。吴尚贤被派往中宁县去防黄河冰凌险情。

    “文革”中，吴尚贤被“借”到固原地区，给地、县领导当水利“高参”，帮助固原地区搞水利建设。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３年三年时间里，固原地区各县修建中小型水库３０多座，发展水浇地２０多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