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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像风

１９４６年，有人说爷爷是共产党的奸细，国民党马鸿逵的士兵强行把爷爷抓到监狱里。这一去，竟是５年，险些要了爷爷的命。面对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奶奶又当爹又当妈，除了种田放牧，还得操心儿女们的学业，真是苦心费尽。早在爷爷入狱前，我的父亲已经从平罗中学毕业到了银川，后又辗转到乌鲁木齐汽车厂当了一名技工。从他上学到工作，都是奶奶亲自送他上路。别看奶奶脚小，走起路来满地生风，儿子常常被她甩在后面。就在爷爷入牢的第四年，听说国民党要枪毙爷爷，一家人悲痛欲绝，我的父亲便留在了家里。苍天有眼，爷爷在牢里呆了５个年头，终于出来了，然而我的父亲却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土地，成了土地名副其实的主人——农民。
奶奶好不容易把我的父亲培养长大，读了书，走出了黄土地，然而转眼之间又回到了原地，奶奶的愿望破灭了。后来，奶奶又把希望放在我三爹身上。三爹是陶乐县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学习最好，字也写得最好，但是由于家庭的地主成份，不能推荐上大学和分配工作。奶奶为此伤心了好多年。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一大家子人，上有９０岁的婆婆，下有一大帮儿孙，奶奶里里外外操持，对老老小小都要操心。她对儿媳们不偏不向，对孙子们疼爱有加，只要弄到一点好吃的，总要先让老婆婆和嗷嗷待哺的孙儿们吃，却把粗粮野菜留给自己吃。我大姐断奶的时候，奶奶颠簸着小脚，领着我父亲和我二爹上沙窝里挖锁阳、打灯索，第二天再赶到平罗集上卖掉，买来黄米给大姐当奶吃。是奶奶用勤快的小脚和勤劳的双手，支撑着我们这个几近破落的大家庭。也正是因为奶奶，我们这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在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一个人倒下。
奶奶４０多岁时怀上了我的小爹，她赶着男人们都不敢赶的黄牛，为生产队犁田耙地，直到我小爹生到了田里。奶奶上山打过石头，到沙漠里挖过甘草，她套着牛车拉过羊粪，乘船渡黄河运过草……她下地割草，一个上午能割一亩。凭着吃苦和对土地的虔诚，奶奶硬是早早地脱掉了戴在头上的地主帽子。
运动到来的时候，爷爷为生产队上山放羊，奶奶只好替爷爷去挨斗。有时是在村里，有时是在县城的灯光球场上，奶奶就站在男地主的行列里。那时我上四年级，看到奶奶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眼里含着泪水，心酸得偷偷溜走了。那揪心的场面，让我不堪回首。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去不复回。奶奶终于又在孙子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我，我二爹三爹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特别是我大姑和二姑的孩子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奶奶的小脚跑得更欢了。对没有考上大学的孙子，奶奶又忙着关心他们的婚姻大事，常常从老庄子走到新庄子，从儿子家走到孙子家，一家一家地往返奔波着，似乎不知疲倦。
奶奶吃了一辈子苦，如今在儿孙满堂的大家庭里，俨然是一位老太君，儿女们知恩，孙儿们孝敬，重孙子环绕在身旁，奶奶在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我在奶奶的身上看到了岁月的痕迹，品尝着生活的甘甜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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