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４月初，在北京大学校园三角地，有一张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看过的人，无不会心地一笑。原来这张大字报上非常醒目地写有这样一首诗：

精心隐藏几十年，忽然活得不耐烦。

总要做出几件事，监狱吃饭不要钱。

大字报的作者言之凿凿地说这首诗是邓小平写的，写的是《春苗》电影中的反面人物钱医生，并且说这就是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铁证。大字报上还说，邓小平在看电影《春苗》时，连说“极左，极左”，然后拂袖而去，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抵触情绪。

电影《春苗》说的是１９６５年，江南某大队妇女队长田春苗，帮助阿芳嫂带女儿小妹到公社医院看病，钱医生不仅不抢救，反将其推往县医院，致使小妹死亡。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春苗被送到公社医院学习。她不顾杜院长和钱医生的打击刁难，刻苦学习，回队后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却不料，被杜院长没收了药箱。“文革”开始后，她把久病的老贫农阿昌伯接到医院来治疗，钱医生却下毒药谋害阿昌伯，并企图嫁祸于春苗（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杜院长又以抢救为名，用救护车劫走了阿昌伯。春苗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和他们进行了斗争。最后，杜院长和钱医生受到批判，并且被赶下台去，春苗等赤脚医生掌握了农村医疗大权。这部影片是谢晋１９７６年执导的一部彩色影片，画面中的江南水乡景色非常优美，加之青年演员李秀明的出色表演，在当时社会反响极大。

大字报上所写的事，粉碎“四人帮”后，有一份材料说出了真相：原来邓小平当年看这部电影时，正好外事部门通知他会见外宾，他说：“就走，就走”。结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篡改成“极左，极左”，变成了攻击他的子弹。

至于那首诗，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说那是邓小平写的。由于我亲眼目睹了那张大字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银川市农办组织的考察团到山西昔阳大寨考察，路过北京时就住在崇文门旅馆。正赶上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们除了到天安门广场抄写悼念诗词，还赶到清华、北大去看大字报。在北大校园见到这首诗时，我眼前一亮，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至今也难以忘怀。但我始终也没弄清楚，这首诗的作者在当时是真批邓小平，还是借邓小平之名发泄对当时极左文艺路线的不满。因为只要仔细琢磨这首诗，你便会心领神会，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文艺现状。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艺作品如果不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无标题音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山水花鸟画被说成是封建阶级的闲情逸致，种花养草更是没落贵族的生活方式，这些统统要受到批判，只有八部样板戏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的鼎级之作。至于英雄典型的树立，则更是松不得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拿“草原英雄小姐妹”这对典型人物的宣传来说，更是这样。１９６４年２月的一次放牧中，１１岁的龙梅和９岁的玉荣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在风雪中博斗了一天一夜，终于使羊群安然无恙，而这两位小英雄却差点送了性命。事迹传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她们的热潮。这本是小姐妹为保护集体财产、勇斗自然灾害的壮举，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宣传时，非要加上阶级斗争的佐料不可。

    真实的故事是，姐妹俩同暴风雪苦苦博斗了近２０个小时，寒冷、恐惧、饥饿、疲劳，玉荣终因年龄过小体力不支昏倒在雪地里。姐姐龙梅跟在羊群后面苦苦支撑着，幸亏遇到了牧民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而得救。后来根据龙梅提供的线索又救回了奄奄一息的玉荣。如果姐妹俩没有遇上哈斯朝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段动人的经历，对外宣传时却被扭曲了。由于哈斯朝禄当时戴着“管制分子”的帽子，救了人，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在后来的文艺作品如京剧和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舞剧《草原儿女》中，被写成了“偷羊者”、“杀人未遂”的反动牧主。直到１９７９年，胡耀邦同志对此事作了批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团委才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下文，将哈斯朝禄确认为抢救小姐妹第一人，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全部去掉，并建议奖励、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