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文的主标题是1977年宁夏高考作文题目之一,也是当年我参加高考时所做的题目。鉴于文章里想说的话、要写的事,这个“一天”的外延恐怕要扩大许多,但由于这个题目足以用“刻骨铭心”来形容,故自认为别无他选的借用了它,并姑且将“一天”当作了“一年”的替代词。 这“一天”距今已30年了。30年,使我由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成了一个正在读大三的小男子汉的父亲;30年,也使我由一个少不更事的“知识青年”成为一名在档案战线上工作了25年的“老兵”。而这一切,从极大程度上讲,都源自于1977年——这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拐点”。因此当我们的编辑同志向我约稿,让我就30年前那场我国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考试做一番回忆时,脑海中、心田里,便不可遏制地涌出了温暖!涌出了感动!涌出了震颤! 1977年7月,不满17周岁的我,在宁夏固原第一中学简陋的操场上刚参加完简短的高中毕业典礼后,就站在了县革委会大院里,和应届毕业的同学一起,着绿衣、戴军帽、佩红花,在县领导一番铿锵有力地欢送辞后,乘解放牌大卡车来到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脚下的一个人称“什字公社”的李庄大队胡家庄生产队,成为最后一批(当时并不知道)在“广阔天地”将要“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与同在一个“点”上的其他两男两女四位同学一样,有了一个与同时代数百万人共同拥有的名字——“知青”。 说实话,“知识青年”,对我这个1977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言,“青年”是肯定的,虽然还不满17岁。但前面冠以“知识”二字,实在是有些名不符实。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得以读小学一年级;初中的两年时间里,“批林批孔”、“交白卷”等等等等,虽觉得热闹,却腹中空空;两年高中,与现在的高中生高二时分科不同,虽也分科,但分的是“农技班”、“政论班”等等。“农业技术”、“政治理论”学得怎么样说不清楚,整天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倒是真的。而真正的文化知识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说这句话,并不是调侃,因为父母均是教师,受他们的影响,颇爱读书且见到什么读什么,捎带着学会了演奏手风琴。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高中时代,“四人帮”倒台了。 就这样,有高中毕业证书、而无高中生应具备的学识的我,带着茫然,带着好奇,甚至还带着些许兴奋,揣着“一颗红心”,走进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 好奇、兴奋的日子没过几天,“头疼”的事便接踵而至。正值夏秋之际,自己站在田头,却是一头雾水,学校里“学工学农”时所学的“技能”用不上丝毫。队长看着我们傻乎乎、木呆呆的样子,也许是出于无奈,更可能怕我们糟塌了地里那点来之不易的庄稼,大手一挥,“修路去吧”。此后的那段时间,除一小部分在“平田整地”时当了个充数的“滥竽”,大部分光阴都奔波在修筑“银平公路”上了。一个劳动日7分钱,干什么活?——点炮捻,炸石头(收获有二:一来锻炼了胆量,二则学会了吸烟)!如果说上述活计对一个半大小子来说还有点新鲜感的话,可是每日三餐,却实在是我们这个“知青点”上三男二女的大问题:首先是粮粗,口感就不好;其次是无油,便常有饥肠辘辘之感;第三是水“贵”,提一桶水要坡上坡下的在小河沟与我们的“公寓”间来回折腾个把小时;第四是谁来掌勺的问题。粮 、油、菜本就量少质差,加之做饭手艺不济,没过多久,我们这个“坚强的集体”就有瓦解之势。有个做饭手艺相对较好且离我们插队的地方不远处即有亲戚的家伙,每天必言“另起炉灶”,恨得我这个从未做过饭且又脾气暴躁的后生每每牙根发痒,以至于迄今与之不相往来。最令人不堪的是一次两位女同胞回县城省亲,从未上过灶台但又饿得心慌气短的我竟然突发奇想地在煤油灯上烤起了土豆片(此举不幸被另外的同学发现且向我的家人进行了举报,至今仍成为家里人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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