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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天——写在恢复高考３０年／赵晓平

    事已至此，都快到了引用哈姆雷特名言的地步，困惑走来了，茫然增加了，不知所措了，而开始时的新鲜感、好奇心却匆匆消退了。怎么办？只听说有老知青被保送上大学的，身边也有被招工进厂当了工人的，自己一个“臭老九”的儿子，怎么办？不知道。伴着凉水般淡而无味的生活，“没希望了”！这种可怕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什么高考？怎么回事？”“怎么考？”“不可能的事。”……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中下旬一次去公社领口粮时（按当时的规定，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每月发４０斤粮食，内容姑且不论），公社大院里男女老少知青们正就“高考”的事叽叽喳喳、议论纷纷，我们这些“小字辈”插不上话，又听不全乎，更因为是搞不明白，便匆匆数言，寥寥几笔，写短信速寄父母处询问——说起来，当时的信息实在是闭塞得可以，因我所在的生产队距公社近３０里路，每月只有领口粮的日子才有可能在公社所在地的邮局给家里寄封信，用邮局的手摇式电话机给父母打电话往往是件费钱而又徒劳的事情，父母所在单位的门房师傅十有八九是不传呼的，故如今每每说起村村通，便坚信其确属“民心工程”。还是回过头来说“高考”吧。
    由于所谓“恢复高考”一事，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只好将信将疑着，互相打听着，忐忑不安着……怀里象揣了兔子，心中总是发毛，不几日，满腹心事的我便又骑着生产队的毛驴想去公社打探个究竟。路上不停地胡思乱想，脑子里竟冒出了一句当时经常挂在自己嘴边的蒲松龄老先生《学究自嘲》中的一句话：“蚂蜡驴驮个癞呆货”。正在恍惚之际，让我终生难忘的情形出现了，在我参与修建但尚未完工的银平公路，骑着驴的我竟与站在一辆正在行驶的载货卡车上的父亲不期而遇。“吁”，驴子站下了，“吱”，卡车在父亲的拍打声中也停了下来。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父亲跳下车来，不仅告诉我国家发了个什么“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文件，要恢复高考，而且还带来了“粮食”——一口袋不成系统、五花八门、既有残缺不全的中学课本，也有四卷《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第二卷、《唯物辩证法简明读本》、冯友兰先生编着的一本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及其他一些也许有用、也许没用的书籍。为此，“点上”的同胞为我父亲一个人一顿就吃掉了我们五个人当晚仅有的几张烙饼而丝毫未觉得心疼。
    感谢“拨乱反正”！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时，临近考期已不足４０天了。
    随后，匆匆忙忙、欢欢喜喜、兴奋异常地在公社大院里，在攒动着的人头中间报了名。
    随后，开始了紧张的、摸不着边际的复习。
    随后，以坦然的心情走进了设在宁夏固原县一中的考场。之所以这样说，是临行前父母一没有准备营养早餐，二没有絮絮叨叨的嘱咐，三是自己从未有过正儿八经参加考试的经历。故而用手风琴演奏了两遍《运动员进行曲》后便奔考场而去。近期得知的有关统计数字告诉我，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和我一同参加这次考试的，全中国共有５７０万人。
    又随后，在固原县革委会大院外面的墙上，红底黑字的高考榜张贴出来了，“赵小平”，这个一时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竟然写在文科类的第一个。县城里轰动一时，老师同学们奔走相告，父母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实事求是的讲，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当今的合格的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出个好成绩。记得当时的“史地”试卷中好象有一道题是让考生回答“五大洲、四大洋”。曾说给儿子听，这小子居然不信，更认为我辈当时考大学太容易了。然而在当时，对当时的我及我们来说，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做比喻，恐怕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从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７年，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有用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为此，当看到红榜上我的名字时，在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英明的同时，心里又一次感谢起了我那当“臭老九”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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