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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潜规则”／张怀武

“潜规则”是近年来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这个词的创意者吴思，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对“潜规则”一词的含义，他解释说：“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前，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吴思还说：“这个词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来源于他的一段生活经历。１９８３年，吴思在《中国农民报》当记者时，接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河南开封地区农资部门的领导人把国家按计划供应的平价化肥大量批给了自己的关系户，而关系户又将化肥高价转卖，获取暴利。吴思当时刚从大学毕业，见到这等坏事，义愤填膺，便和同事下去作调查。令他惊讶的是，那些被认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保存完好。调查的人想看吗？请吧，这儿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而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
　吴思调查了将近一个月，竟然没有一位买到平价化肥的普通农民。当吴思问农民：“买到化肥没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村长一袋，队长一袋，会计一袋，我们没有。”再进一步调查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资源控制者都会开出条子，从中切出一块留给自己的什么人，而真正按规定办理的尚不到百分之一。后来，报纸把这次调查报道出来，引起了极大反响。商业部和中纪委专门发了文件，又派出联合调查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吴思作为小组成员下去调查时，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依然在批，与报纸报道之前毫无区别，当地政府和农资部门的领导并没有把报纸反映的现象当作问题。吴思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最后才算弄明白：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道德善恶问题，而是既得利益者在利害格局中趋利避害，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后来由于化肥产量增加，市场放开，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这件事使吴思受到启发，他开始系统地读史、论史，并在此基础上，于２００１年出版了《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这本书以明清历史为题材，阐释了中国官场贪官得势的根本原因。丰富的史料，流畅的叙事手法，使得这本书广受各界嘱目。书中提出的“潜规则”一词也广泛地流传开来。有评论说，仅凭一个“潜规则”，吴思便把同时代的诸多历史学者远远抛在身后。
　吴思的“潜规则”理论之所以赢得很多人的赞同，并不是他有多强的说服力，而是因为当今社会上本来就流行类似看法，二者一拍即合。
　“潜规则”是侵蚀社会肌肤的牛皮癣，已成了人人愤恨但又无奈的社会现象：回扣、佣金、红包、择校费、办事打点、升迁送礼等等。很多看着不顺，做起来居然能成的事，就是所谓“潜规则”使然。一个社会，如果让这样的“潜规则”盛行，那还了得！
　“潜规则”之所以能通行无阻，其背后往往有着某些个人、小团体，甚至行业利益的驱动和支撑。在社会资源短缺或正常渠道难以得到满足时，“潜规则”就成了体制外的补偿方式。以“合理不合法”的面目出现，替代或超越国家法规并产生着实际的作用。类似化肥供应的“潜规则”，尚可以通过发展生产、放开市场来解决，而道德生活、官场风气中的“潜规则”，就很难用经济和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挑战“潜规则”，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能依靠匹夫之勇，也不能仅靠制造几个道德典型，而是要通过体制改革，不断地完善并加强道德和法制建设，坚持政务公开，加大工作的透明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来解决。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和公安司法部门要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还要特别重视和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把“潜规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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